在2026年夏季，阿萨德自叙利亚逃离已过去一年半。曾几何时，在大马士革的街头，民众兴奋地燃烧海报，欢呼监狱释放，大家都认为黑暗终于过去。然而，当再次询问叙利亚人民的感受时，答案却显得不再清晰：有人依然怀抱希望，也有人感到失望。其实，探讨这个问题时，可以回顾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新疆，历史的教训让人警觉。

当时的领导人朱拉尼曾以新任者的身份接受BBC采访，身着合身西装，说话温和且面带微笑，向外界宣称叙利亚不同于阿富汗，革命欢迎每一个人，女性当然有受教育的权利。此番言论当时确实吸引了大量国际媒体的眼球，然而不久之后，他的发言人便出来反驳，称女性由于生理和心理特征，不适合担任国防等重要职位。

朱拉尼所领导的组织在短时间内更换了三次名称，从努斯拉阵线到征服阵线，再到沙姆解放组织，目标声称是要去极端化，但核心成员却保持不变，这就犹如一间餐馆频繁换招牌，后厨的厨师却是原来的那一批，想要改变出品的味道几乎不可能。

在朱拉尼上任后，他最关心的事情居然不是重建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，或者安置数百万的难民，而是向联合国游说，将他和核心团队从制裁名单中剔除。2025年的安理会投票中，美、俄、英、法几乎罕见地投赞成票，只有中国选择了弃权。中国代表表示，叙利亚的局势本就危急，极端分子借机崛起，因此任何决议必须考虑到反恐这一前提。后来发生的事件，正好印证了这一判断。

尽管朱拉尼拿伊德利卜高校的女学生比例作为尊重女性教育的证据，但从其成立之初，伊德利卜的政治学与媒体学院便不接收女生。他在公开场合与女性合影时，要求她们遮住头发，事后辩解称这是个人选择，自己喜欢这样的照片，实际上反映出他的双重标准。

2025年3月，发生的沿海屠杀彻底打破了民众的幻想。武装团体挨家挨户查验身份证，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一旦被确认，便立即执行死刑。联合国调查后证实，此次事件造成至少1300名平民遇害，包括妇女、老人和儿童，惨痛无辜。

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朱拉尼的中央领导层直接策划了此事，涉事武装早已纳入新政府的安全体系，因而推脱责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他们曾高呼的宽容与和解，在一个身份证面前显得微不足道。

现在的叙利亚经济状况堪忧，世界粮食计划署2025年下半年的数据显示，该国一半以上人口面临粮食不安全，失业率也达到了历史新高。尽管阿萨德时期的专制受到制裁，经济仍有一定稳定，现在面包价格翻了数倍，电力供应甚至比战时还不稳定，医院里基本药品也供应不足。

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裂痕愈加明显，阿拉维派、德鲁兹派、基督徒和库尔德人等非逊尼派群体，纷纷感到不安。新宪法虽然增加了伊斯兰法的地位，并赋予总统巨大权力，纸面上承诺女性权利和言论自由，但在现实中，能否抵御宗派偏见与保守惯性，谁也未必确信。

将这段故事与一个多世纪前的新疆相对照，可以发现二者几乎如出一辙，唯舞台和角色不同。1826年，张格尔自中亚攻入清朝南疆，因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而获得民心，声称要解放百姓，恢复宗教纯洁，并为大家争取尊严。南疆的许多百姓主动迎接他，甚至将其视为救星，但他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屠杀抵抗的城镇，所征收的税赋远比清政府高出十倍。

当时流传一句民谚，“兵过如梳，匪过如篦，张格尔过如剃刀”，南疆许多家庭因此陷入丧葬之苦。最后，清军抓住张格尔，送往北京处死，但南疆的苦难并未因此结束，其家族和追随者不断发起叛乱，每次都以解放的名义，实则进行掠夺和屠杀。

直至1865年，浩罕汗国的阿古柏趁机占领南疆，并在英俄的支持下实施严苛的宗教统治，直到1878年左宗棠组织军队进疆，基本才结束这一乱局。经历过清朝压迫的南疆百姓，面对张格尔、阿古柏这些“解放者”，才真正明白即使清政府再糟糕，至少给百姓留了生路，而真正的解放者往往带来的却是更深的绝望。

推翻一个坏政权并不意味着能够建立起一个好的政权，二者之间存在的障碍远不止一场胜利所能解决。建立成熟的制度、法治环境、不同群体间的共识以及愿意自我约束的执政者，缺一不可，而这些在朱拉尼及其组织中都是缺失的。他们手中只有武器、教条以及高谈阔论的能力。

从近两百年间的张格尔、阿古柏到如今的朱拉尼，其上台前的论调几乎完全相同，在抨击旧统治者是暴君的同时，口口声声保证给予民众自由与尊重。然而，上台后的做法却惊人一致，利用更极端的暴力和狭隘的身份认同，以及更为严酷的意识形态来维持政权，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历史的宿命。任何依赖于推翻旧秩序而崛起，但又缺乏成熟制度支持的政权，都注定走向这条不归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