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3月10日的雨夜，南京郊外一支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警卫连蜷缩在弹坑旁，有人低声说道：“如果我们能守住江面，说不定能多撑几天。”话音未落，远处长江上汽笛声隐隐作响。与此同时，西柏坡的灯火通明，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正在筹划进军的方案，一张跨越长江的作战示意图铺展在他们面前。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，却都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——全国解放。

回到1948年秋季，辽沈、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硝烟逐渐平息，人民解放军连番赢得胜利，国民党的统治面临重大危机。形势摆在两党面前：是时候停火讲和，还是继续拼搏。1949年元旦，新华日报发表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，明确表态“革命决不收兵”；而就在同一天，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发布和平声明，实际上却暗藏着他“划江而治”的阴谋。对共产党而言，停战只不过是给敌人喘息的机会；而对蒋介石而言，所谓的“和平”或许是继续拖延的借口。

在延安时期签署的“双十协定”早已形同虚设，如今再谈又有谁能相信呢？北京、天津和上海的工人及农民迅速意识到停战声明实际上是无济于事。各解放区开始张贴标语：“不吃缓兵计，非到江南不收兵。”国民党内的分裂也日渐加剧。蒋系、桂系与粤系三方各自为政，李宗仁和白崇禧生怕成为替罪羊，在战斗与和平之间踌躇不前。蒋介石曾要求军统的沈醉准备针对李宗仁的暗杀，但1949年初他又亲自前往南京劝说李担任代理总统，试图让李顶替自己。“你来顶上，我在后面支持你，”他说。李宗仁苦笑着回答：“你都掌控不住，我一个代理有什么用？”

1月21日，蒋介石飞回溪口，自称隐退，但在家乡却设下七座电台遥控指挥。失去合法性的军令和李宗仁的指令，加上广州孙科政府的发号施令，使得国民Army队伍在多重不确定中迷失方向。负责江面防守的部队开始大规模溃散，长江的防线渐渐出现裂缝。外部干预现象也隐显迹象。南京在1月9日向莫斯科发送了照会，请求苏联出面调停。斯大林很快将全文转交中共中央，并附上了回复草案，显示出调解的意图。对此，毛泽东明确回复：革命必胜，绝不接受任何折衷方案。

两周后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抵达西柏坡进行沟通，三天的谈话几乎成为单方面的聆听。米高扬在回忆录中提到：“我几乎是一直在听。”他带来的和平提议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：“长江以北已经确定，下一个目标也应如此。”2月下旬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，决定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至城市。毛泽东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，“有人不惧枪炮，但可能会倒在糖衣之下。”随后，他提到“务必”二字使其成为全军共识：“务必谦虚谨慎，务必保持艰苦奋斗”。

3月底，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在长江沿岸集结，炮兵、工兵和舟桥部队夜以继日地赶往前线。南京政府见大势已去，派遣张治中北上寻求和平。周恩来直入主题：“过江已是必然。你们同意，我们就按八项条件办；你们不同意，依然要过江，只是多放几炮。”张治中犹豫不决，带着照会返回北京。4月20日下午，南京拒绝签字；刚一入夜，渡江的炮声便已响起。东至江阴，西至九江，170万发炮弹击碎了蒋介石划江的美梦。在历时三昼夜的激战后，解放军于4月23日进入南京，总统府上空升起了红旗，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自此宣告结束。

江南并未平静。蒋系主力退守上海，妄图依仗赌租界的坚固防线。5月12日，上海战役打响。为保护城市的金融与工商业设施，解放军采取了城市外围分割与内部策反并重的策略，地下党也积极开展疏散工作。当战斗来到南京路一带时，指挥员拨通了对方电话：“兄弟，枪口别抬，给你们留条活路。”对方沉默片刻，最终放下了武器。老上海人后来感叹：“电话谈判降，省下了多少房子。”上海解放后，市区未停电，电车照常运行。荣毅仁回忆，那一夜自家门外的国民党士兵成群结队地要银洋；第二天清晨却只剩下熟睡的解放军，枪支横跨膝头，没人再去民宅讨要任何东西。城市市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越来越多的民族资本家也决定留下。在他们眼中，新政府提出的劳资两利与保护实业的政策，比无能的旧政权更为可靠。

学术界也在面临抉择。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中，最终只有9人选择前往台湾，12人赴美，剩下的60人则选择留在大陆。有人向数学家华罗庚询问：“为什么不离开？”华罗庚简单而坚定地回答：“大地需要我。”这一句话道出了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期待。

渡江战役后，解放军继续南下，5月下旬攻占杭州，8月解放福州，10月广州市民迎来了“红旗招展”的日子。与此同时，北平中南海的怀仁堂灯火通明，新的政协会议正在起草共同纲领，代行临时宪法。9月21日晚，毛泽东宣布：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。”回头看那段历史，蒋介石的“碉堡”不过是纸糊，既无法划江，也无法阻隔人心。长江的天险被人民的意志轻松跨越，从此刻起，新的中国在烽火中诞生，旧中国的残影也随江水悄然逝去。